程民生：宋代官方的通信速度｜202407-89（总第2785期）

感谢程民生老师赐稿

原文载《山东师范大学学报》2024年第4期

引用时请注明出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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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代官方的通信速度

文 / 程民生

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

图 / 程民生 老师

摘 要： 宋代官方通信的设计速度，沿袭前代最快为日行500里。但始终未在现实中实现而习以为常，纵容了以后标准的下降。通信速度宋初最快，特殊者日行约450里，正常者不过约345里，其他军事紧急情报日均多在200余里和100余里，普通公文通常日均数十里。以后虽制度不断严格、复杂，但效率并没有提升，至北宋末明显下降。南宋长期处于战时状态，重要关头和重点热线，通信体系在官方强力建设下一度呈现应有的机敏，最快速度日均约318里。但最高日行350里的设计速度明显低于北宋，以及计算出的最快速度南宋始终没有达到北宋，整体上发生逆转，朝廷指令传到最远的广西需要半年乃至一年。作为官府的脉络系统，通信速度反映着朝廷政令运转效率和国运。

关键词： 通信速度；信息传递；宋代；驿传

无论古今社会,信息传递——本文统称通信，都是人们获得知识、情报的主要方式，更是社会网络的基本联系方式。通信如同大脑与全身的神经系统，没有通信社会便没有活力和凝聚力。除了准确以外，通信速度即及时性至关重要，没有及时送达的信息几乎等于废纸，关键时机关系个人乃至朝代的生死存亡，正所谓时间就是生命。所以，任何一个朝代都高度重视。信息有简单、有复杂。简单如传递边防敌情的烽火，应当是古代最快的方式，但在人烟密集的平原地区并不适用，更不能传递详细信息。绍兴末金主完颜亮南侵，淮南转运副使杨抗曾经“令州县乡村临驿路十里置一烽火台，其下积草数千束。又令乡民各置长枪，催督严切，人甚苦之。” 效果也不佳。利用信鸽归巢性强的特点可以不受地形限制快速长途传送，但只能是单向输送，不能双向交流。所以，最基本、最广泛的信息是由专门人员传递复杂的文字、语言。通信尤其是远距离通信，速度当然是越快越理想，只是必须受制于传输工具和技术，故而整个古代在硬件方面如马、车、船等没有多大变化。对一个国家而言，通信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，每个朝代都有自己的官方驿传体系，区别是空间上的覆盖面积大小、疏密，以及时间上的传递速度快慢。宋代是文书社会，中央与地方之间、官民之间越来越广泛地使用文书来保持联系， 故而对通信更加依赖。

有关宋代驿传等研究，学界论著层出不穷，硕果累累。对于其中的通信速度，近年也有论著涉及，侧重于南宋时期即南方地区，成绩斐然。 笔者试以宋朝通信速度为对象，作一专论，敬请指教。

一 宋代通信的设计速度

在中国古代驿传史上，宋代有一重大变革，即从业人员由轮流役使平民，改为由专职厢军负责。宋太祖建隆二年（961）五月十七日，“诏诸道州府以军卒代百姓为递夫。先是，天下邮传率役平民，至是帝知其弊，始尽易之。三年正月二十三日，诏郡县起今不得差道路居人充递运脚力。” 建隆二年是宋代建立的第二年，可见宋政府对驿传的高度重视以及改革的迫切性，分两次改换旧制，顺应了兵农分离的趋势。等于政府从无偿役使百姓人力，改为出资雇佣军人办驿递，减轻了民间负担，加强了政府责任。虽然仍有百姓参与， 但整体上驿传由军队接管，本着宋代募兵制自愿、有薪金的原则，驿传人员刚入宋就开始职业化、军事化，保证了驿传业务持续熟练，专业性、纪律性增强。相应的是，整体通信质量有所提高。

理论上讲，朝廷于全国各州、县都应该有通信的驿路，以便实施统治。所以，随着军事行动带来的领土变动，在新收复的版图上须确定驿程。如元符二年（1099），户、兵部报告：“泾原路新建城寨西安州，未限定驿程。经略司相度，自镇戎军至平夏城为一程，自平夏城至临羌寨为一程，自临羌寨至西安州为一程。仍乞平夏城驿以石门为名，临羌寨驿以秋苇为名，西安州驿以南牟为名。”宋哲宗随即批准。 秦风路西安州到镇戎军（今宁夏海原、固原）之间新设官方的交通路线，规划驿程设三程，以便计算考核距离与速度，相应地是建造三座驿站。再者，边远地区也会中断废弃驿程。如 “宕昌、横山之监，为地绝远，而驿程断绝”， 南宋利州路的宕昌（今甘肃宕昌）等地出产良马，但因战争驿程断绝。边防发生战争，则临时设立驿递路线与朝廷保持快速联系。如熙宁八年（1075）宋军在广西抵抗交趾入侵战争，宋神宗“诏自京至邕、桂以来置急脚递铺，差内侍一人点检，系阙人处，即差人贴铺。” 由宦官主管，有缺员随时补充。对于战争时期的热线，朝廷多加维护。如宝元二年（1039）宋夏战争正酣，宋仁宗“赐自（今）[京]至鄜延路马递及急脚铺卒缗钱”， 嘉奖是加油行为，以资激励。

各州县之间以及通往京师的里程，有精确到步数的测量。如明州（今浙江宁波），“在东京之东南。以《九域志》考之，至东京二千六百八十里。今自本州迎恩驿挨排沿路经过州县驿程，至东京都亭驿，实计二千五百二十八里二百四十有五步，至行在所四百七十六里（内渡浙江折八十里）” 第一个里程是北宋数据，出自《元丰九域志》， 第二个数据是宋理宗朝明州重新计算订正的，应当包括驿路变更、优化、减省的路程，总共减少了150余里。同时还必须指出的是，官道驿路从功能性而言，追求各州县城镇的连接，会拐弯绕道，也即长距离进京驿路不一定是最近的。如江东路歙州（今安徽歙县）“趋京之轨道，岀东门指绩溪……至京门，为二千六十五里。捷则北岀……入于京门，为千六百里。此其道往往不过都历邑者，商旅之所以为径易也。” 从官方驿路进京为2065里，从民间商道进京为1600里，比驿路缩短465里。也即官道的公共性质决定实际上路途较远。

交通传递本质上是空间和时间关系的协调，利益最大化就是用最短的时间经过最远的空间。所有这些，都是为了传递时间的计算。官府在水陆交通沿线设置有传递公文的机构，水路有水递，陆路在北宋时为步递、马递、急脚递、金字牌急脚递四种。沈括言：“驿传旧有三等，曰步递、马递、急脚递。急脚递最遽，日行四百里，唯军兴则用之。熙宁中，又有‘金字牌急脚递’，如古之羽檄也。以木牌朱漆黄金字，光明眩目，过如飞电，望之者无不避路。日行五百余里。有军前机速处分，则自御前发下，三省、枢密院莫得与也。” 其具体规定的速度，宋仁宗皇祐年间有诏令：“马铺以昼夜行四百里，急脚递五百里” ，沈括所说熙宁中的金字牌急脚递日行500余里，不过是换个说法的制度强化。宋哲宗元祐六年（1091），刑部、大理寺以法令的形式规定：

赦降入马递，日行五百里。事干外界或军机，及非常盗贼文书入急脚递，日行四百里。如无急脚递，其要速并贼盗文书入马递，日行三百里。违不满时者笞五十，一时杖八十，一日杖一百，二日加一等，罪止徒三年。致有废阙事理重者，奏裁。常程文书入步递，日行二百里，违时日者，减马递五等。应雇倩及对换传送者，各杖八十，因而盗匿、弃毁、私拆、稽留者，各减正犯人法一等。从之。

这是宋代最完整简明的官方通信速度法令。最高层次的是大赦颁布日行500里，其次是军事和外国情报、非常盗贼等信息日行400里，重要文件和一般盗贼报告日行300里，日常公文日行200里。就官方快速传递体系而言，日行500里达到极限，但“唯军兴则用之”，实际上还包括赦书颁布，常用的是日行200里的步递。对于传递不及时者给与严厉处罚，有具体的时限，延误不足一个时辰到延误数天，分别给与笞50到徒3年的刑罚。

为了加速，宋政府还采取了许多措施。负责传递信息的驿铺，以快速为基本要求，传递文件时要注明发送时辰，以便计时核查：“应承受递角官司，将所受递角置簿抄上元发遣去处，月日时辰，系是何事目，元发甚递，分明籍记。监司、廉访使者出廵所至，取索点检，若有违法，按劾施行。” 朝廷有使者对其时速监督检查。紧急重要如御前急递并尚书省、枢密院、入内内侍省、御药院、经略安抚都总管司急递文书，路途中每一递铺也要注明转交的时辰，“前铺交讫，具时辰批回。阙人应越过者，逐铺批录事因及发遣日时”， 交接时间有限制，“每铺并限三刻承传，置历批写时刻”， 都是为了防止延误，出现问题时便于追查责任。权发遣江南东路计度转运副使、兼提举马递铺点检斥堠程大昌，在调查“沿路盗拆都统秦琪‘侠’字号递筒”案时指出：“其递筒四月十二日卯时四刻入本路，至四月十七日未时五刻出界，通计五日四时一刻。准条合以二日三时三刻，计滞三日六刻。” 在江东路入界、出界时刻分明，得出迟滞时间三日六刻的结论。对于按时传递无误者，当然也多有奖励，如元丰七年（1084）有诏：“诸递铺转送金字朱牌，无迟滞四次者转一资，或赐绢五匹，余每次绢一匹。” 宋代朝廷为了加快信息传递速度，可谓煞费心机。

二 宋代通信的实际速度

以上是通信的设计速度及保障措施。那么，关键的问题是实际速度如何呢？

首先，我们看到确有达到设计速度的事例。

宋初名将李继隆，少年时即热衷于游猎骑射，“驰骋骑射，冠绝一时”，“自王师南渡，公往复其间。尝日驰五百里，途中遇虎，以一矢毙之。” 一天在驿路上飞驰500里，应当是骑马，不能休息睡觉，实在难得。宋太祖时，另一奇人宦官李神祐也善于驰驿，“先是，有诏沿边和市军储，既而虑其扰民，亟遣中使李神祐驰驿止之。时诏已下五日，神祐一夕而反。” 5天的路程，他竟一夜之间追上并且返回，可谓神速。惜没有起止地点，不详究竟追了多远，或许不走驿路抄了近道，比如直接前往终点。另有记载较为详细：开宝二年（969），李神祐“从征太原，时有诏缘边和市军储，车驾在潞州闻之，且虑扰民，令神祐驰驿止之。时诏下已五日，神祐一夕而及晋阳。” 明确是从潞州赶往太原（今山西长治、太原），而潞州“西北至太原府四百五十里”， 一夜在山路上奔赴450里，也是非常快的速度。这两例都是个案，乃个人特殊能力所致，是一个人的行动而不是进入或快慢或停滞的站站传递系统，更非制度设计的落实。

接着考证具体的驿递速度。最紧急、最具代表性的，是军事情报。

其一，灭蜀战争传递降表。乾德三年(965)正月乙酉（十三日），“王全斌等次魏城，伊审征以蜀主降表至。全斌受之，遣先锋都监、通事舍人田钦祚乘驿奏入。”宋军一路攻打到绵州魏城县（今四川绵阳市游仙区魏城镇南）时，接到了后蜀宰相送来的降表，主帅王全斌遂派通事舍人田钦祚通过驿路上报皇帝。丙申（二十四日），“田钦祚至自西川。” 历时10天。绵州至“东京三千五百里”，魏城在绵州“州东六十五里”，位于东京至绵州的路上。则魏城距东京3435里，日均345里。

其二，四川王均叛乱事件。咸平三年(1000年)元旦己卯（初一日），益州（今四川成都）戍卒赵延顺造反，拥立军官王均为皇帝，“僭号大蜀，改元化顺”。正月甲午（十六日），在河北指挥对辽战争的宋真宗“车驾发大名府。是日，次德清军。上始闻王均反”， 用时15天。成都至“东京三千七百里”， 澶州（今河南濮阳）至“东京二百五十里”， 德清军（今河南清丰西北）在澶州北，“至澶州七十里”。共计4020里，日均约268里。十月甲辰（初一日），王均帅余部逃窜到富顺监（今四川富顺），寻被官军攻陷，“其党多醉，均穷蹙缢死，虎翼军校鲁斌斩其首以诣怀忠。……怀忠旋军，出北门，石普始至，夺均首驰归成都，枭于北市。”辛亥（初八日），“雷有终遣寄班供奉官杨崇勋驰奏益州平”，乙丑（二十二日），“雷有终言王均伏诛。德音赦川、峡路死罪囚。” 王均死后8天才派人进京报告，用了14天才到朝廷，成都至东京3700里，日均264里，还没有得到造反报告的速度快。而朝廷得到王均死讯，则是在21天之后。

其三，河北宋军战胜契丹捷报。李焘记载：咸平四年（1001）“张斌长城口之捷，乃十月十六日甲寅，其二十三日辛酉，斌奏始到，其二十五日癸亥，何承矩又奏侦得契丹自威虏军为王师所败，杀伪署大王、统军二人，蕃军仅二万人，余众号恸于野。按此即长城口之捷也。……恐缘捷奏两上……）” 威虏军长城口十月十六日大捷，张斌捷报7天到达京师。按威虏军即后改广信军（今河北徐水县西）至“东京一千三百里”， 日均186里。而另一渠道的捷报来自何承矩，二十五日始到，用时9天，日均144里。

其四，河北路王继忠阵亡奏报。咸平六年（1003）四月丙子（十七日），契丹入寇，宋军“逆战于望都县，翌日，至县南六里，与敌遇，杀戮甚众。”副部署、殿前都虞候王继忠戮力自效，与敌战“自日昳至乙夜，敌势稍却。迟明复战”，“且战且行，旁西山而北，至白城，陷于敌。超等即引兵还定州，遣使入奏。辛巳（二十二日），上始闻继忠败” 。丙子开战，次日丁丑战死，4天后宋真宗始闻。望都属定州（今河北定州），在“州东北六十里”，定州至“东京一千一百二十里”， 而望都至西山北部至少50余里，共约1230里，日均约309里。

其五，宋夏三川口之战。康定元年（1040）延州三川口（今陕西延安西）之战，宋军大败。当时士人王向有位客人讲述此事道，“士卒死者什八，两太尉失军不还，边大警。承受者驰二十驿，比三昼夜，至京师以闻。” 按延州至“东京一千五百三十里”， 每驿平均76.5里，日过将近7驿，日行510里，这是所知宋代最快的速度。但毕竟属于民间所传，恐有夸张。李焘的记载稍不同：“己卯（二十四日）……贼举鞭麾骑士自山四出，合击官军，平与元孙廵阵东偏，贼冲阵分为二，遂与元孙皆被执”，“癸未（二十八日），朝廷始知刘平、石元孙等兵败被执，延州奏到故也。” 则是用时4天，日行382里，是为有确切记载的最快速度。

其六，河北王则叛乱事件。庆历七年（1047）十一月戊戌（二十八），“是日，贝州宣毅卒王则据城反”，自称东平郡王，建国号安阳，改元得圣，“十二月辛丑朔（初一日），昌朝以贝州反书闻。” 用时3天。贝州即后改恩州（今河北清河西）至“东京六百五十里”， 日均217里。

其七，侬智高叛乱朝廷起复余靖。皇祐四年（1052）五月，侬智高作乱攻陷邕州（今广西南宁），朝廷于六月二日急忙“起复前卫尉卿余靖为秘书监、知潭州”， 其时余靖在家乡韶州（今广东韶关）守孝，“于六月二十日准枢密院递到敕诰”， 历时18天。按韶州距开封3700里 ，日均206里。

其八，宋交广西之战。熙宁八年（1075），交趾大举攻广西，“十一月二十日陷钦州，十二月二十日奏方到。廉州当是十一月二十三日陷，十二月二十二日奏到。” 其中钦州（今广西钦州）的报告历时29天，按钦州至“东京七千三十里”， 日均242里。廉州（今广西合浦）至“东京五千六百三十里” ，费时28天，日均201里。

其九，宋军米脂破西夏援军捷报。元丰四年（1081）九月，种谔攻围西夏米脂寨（今陕西米脂）三日不下，士气低落，又逢夏军八万余人来援，种谔指挥得当，“辛亥合战，谔鼓之，诸将齐进，伏兵旁发，断贼兵为二，首尾不相救，诸军从高前后击之，贼奔溃。所斩杀及自相蹂践颠仆而死者横数十里，银水为之赤，擒其将都按官麻女阣多革等七人，获首五千余级，获马五千，孳畜铠甲万计。（《要录》：谔复攻城，辛亥九月二十八日也，十月五日戊午奏到。《旧纪》于十月戊午书鄜延路经略安抚副使种谔败夏人于无定川，斩级八千。《新纪》书辛亥鄜延经略副使种谔败夏人于无定川。） ”十月戊午（初五），“是日，种谔破米脂援军捷书至，上喜动颜色，群臣称贺。” 从大捷到奏闻，历时7天。延州（今陕西延安）至“东京一千五百三十里”， 米脂寨与延州相距约390里， 共约1920里，日行约274里。

其十，知河州种朴阵亡奏报。元符二年（1999）十一月己巳朔（初一日）， “是日，熙河奏种朴战殁。（《布录》朴事具十月二十一日战殁时。）” 历时10天。熙州（今甘肃临洮）至“东京二千五百二十五里”， 日均253里。

再考察地方与朝廷之间普通信息的传递。这是驿递日常最普遍的业务，具有数量的代表性。直观的史料都是讣告。

淳化三年（992年），赵普于洛阳病逝，“按《神道碑》，普以七月十四日卒；十四日，乙巳也。己酉，十八日，上始闻讣耳。” 历时4天，河南府“东至东京四百二十里”， 日均105里。

元祐八年（1093）正月甲申（初六日），因党争被贬岭南的“英州别驾、新州安置蔡确卒。” 三月癸未（初六日），“前一日新州以确死闻，故有此宣谕。（确死在正月初六日。）” 前一日即壬午（初五日），历时58天，新州（今广东新兴）至“东京五千四十一里”， 日均87里。

绍圣四年（1097）十一月二十七日，“梁焘卒于化州，州属广西，距京八十一程，卒既百日，朝廷乃知也。” 讣告传递用时100天，而正常里程是81天。化州（今广东化州）至“东京六千五百九里”， 日均65里。

同年，“鼎州团练使新州安置刘挚卒。（十二月三日癸未。） 焘先卒于化州，（十一月二十七日。）后七日，挚亦卒于新州，众皆疑两人不得其死。明年二月，朝廷乃闻挚死”。 从刘挚卒至朝廷得知，历时3个月左右。比同一州、同一性质的蔡确死讯慢了1个月。按90天计，日均约56里。

三 北宋后期通信系统的混乱

通过以上两节的考察，我们惊讶地发现，宋代设计的通信速度在实践中并没有实现。除了宋初特殊的个人两例外，正常运行的速度要求日行马铺400里、急脚递500里，至少就所见史料而言，几乎无一能够达到。日行最快速度为宋初李继隆的500里和李神佑的450里，以及田钦祚的约345里，而且是专人报送，不经诸多驿站办手续转手迟滞。有确切记载的三川口战败为日行382里，其他军事紧急情报日行300里以上者2例，200余里6例，100余里1例。日常传递公文，通常日均数十里，最慢者刘挚病故消息，日均约56里。总体趋势是，自宋初以后，速度逐渐放慢。

北宋后期随着政治混乱和腐败，通信系统不可避免地受到腐蚀，通信速度明显放慢，从绍圣四年两人讣告日均五六十里的速度，就可以看出与前面的差距。至宋徽宗朝出现严重危机，问题很多，主要是类似神经梗塞般的缓慢、阻隔。

建中靖国元年（1101），知梓州（今四川三台）吕陶为年老致仕申请事宜迟迟不见回复而发愁：“为年及七十五岁，齿发衰暮，窃虑职事旷废，寻于建中靖国元年二月十二日，据梓州进奏官郑永通状申称，正月二十六日递到臣陈乞致仕奏状，于当日投进讫。二十七日，计会收取到许本官依前集贤殿修撰致仕。敇于二十七日申时发达字号入马递前去。臣契勘上件致仕敕命，马递条限日行三百里，梓州至京三千六百里，计程合在二月初十日递到梓州。今来巳经五十日，尚未见到。缘都进奏院自正月二十八日以后至二月二十五日，发来马递皮角计十七件，并巳先次到州，惟是臣致仕敕牒未到。臣屡差人自本州以去至凤翔府沿路根究，前件今正月二十七日达字号递角委是未见转送前来，窃虑在路沈失。” 他的退休申请批复诏令，朝廷于正月二十七日发出，按规定马递日行300里，到达梓州用时12天，实际上50天尚未见到。焦急的他派人沿途查询至陕西凤翔府，却发现那里并没有收到该件，想来是前路丢失了。其时，日常传递公文丢失的情况屡见不鲜。大观年间，荆湖北路计度转运副使李偃言：“今日近朝省发来急递动经三四十日，马步递经五七十日，至三两月以上，方始递到，全然违滞。” 宣和七年（1125）有官员抱怨东南九路州军报发运司的文字太慢：“近点检得诸处发来递角文字，例各在路违滞，动经累月，有误本司照应行遣。” 直接后果就是漕运秩序打乱和延误。在军事上，马递、急脚递更是无法依赖。李纲报告：“今来探报，贼兵入境。只是凭常日马递急脚递铺兵士，深虑不可凭仗，探报失时。欲乞逐州各置烽火卓望，及差人兵别作一项，作一项白旗子探报，给降银字牌为号，优与请给。” 在大敌当前、军情紧急的情况下，原来的通信系统已不适应，或信不过，提议单独组建一支待遇优厚、有急速传递凭证——银牌的白旗子军。但情报传递的及时性并没有改观。据其后的杨时说：“虏骑之来，已至城下，而朝廷不知。使敌人掩其不备，乘间而入，则拱手付之矣。言之可为寒心！……边事之兴，奏报当日至。急脚递于法日行五百里，则千里外二日可至，岂有虏人数万，行数千里，而朝廷不知乎？此斥堠不明，帅臣失职，无甚于此者”。按其说法，女真大军长驱直入开封城下，朝廷尚没有得到探报，更谈不上组织防御。

在此危机关头，日常通信系统崩溃，即便距京城700里的邓州，也得不到朝廷的任何消息。“金人再犯京师，诸道不知朝廷动息者三月，冯延绪传诏抚谕，谓车驾出郊定和议，令诸道罢兵。汲谓副总管高公纯曰：‘诏书未可遽信。’公纯问故，汲曰：‘诏下以去年十二月，邓去京七百里，今始至州何也？安有议和以三月，而敌犹未退乎？此必金人胁朝廷以款勤王之师尔，可速进兵。’公纯难之，汲请自行，公纯不得已俱至南阳，不进，汲独驰数十骑赴都城，二帝已北行，汲素服恸哭。” 围城开封三个月间，地方官府不知国家存亡，冯延绪所传召乃去年十二月颁布。刘汲时任添差京西转运司副使，驻地于邓州，亲自前往都城侦查才知北宋已经灭亡。可见信息传递通常是垂直进行，而没有应急备用系统的预案，也没有州级的横向交流。信息传递与国家兴亡是同步一致的。

四 南宋官方通信系统的艰难重建

建炎元年（1127）五月一日，宋高宗登基建南宋，在赦文提到：“应急脚、马递铺兵，因金人所至逃散，可专委本路提刑司疾速招置，仍依时支破请给。” 可见通信系统崩溃以及重建的迫切性。但是，早已混乱锈涩的传递系统，并没有随着南宋的复活崛起而起死回生，也未能有效改建适应南宋时期、南方地区的新系统。

突出事件就是在扬州酿成的恶果。从建炎元年（1127）十月宋高宗至扬州，到建炎三年二月壬子，以此为行在一年三个多月。期间过了两个元旦，曾筑坛准备南郊大礼，宰臣黄潜善、汪伯彦甚至希望“永驻跸扬州”。不料金军突至：建炎三年二月“壬子，金人陷天长军，上遣左右内侍邝询往天长军觇事，知为金人至，遽奔还。上得询报，即介胄走马出门，惟御营都统制王渊、内侍省押班康履五六骑随之”。反映出的问题是，虽然朝廷长驻一年多，既没有恢复已经崩溃的驿传，也没有建立新的信息传递体系，朝廷性命攸关的情报是皇帝派人去110里外的天长军（今安徽天长）打听到的，迅即仓惶出逃。直接原因就是“维扬无斥堠，故金人奄至而不知。”经此惊吓，朝廷才决议实施重建通信体系，当月到杭州安顿住以后，便急忙亡羊补牢：“于是初置摆铺，凡十里一铺，置递卒五人，限三刻承传，五铺以使臣一员莅之，一季无违滞，迁一官，令、尉减半推赏。” 不再恢复驿递铺，而是另起炉灶为摆铺，凡10里一铺，每铺设卒5人，考核目标无论对递卒还是主管官员、属地县官，都是速度。三月下旬发生“苗刘之变”，在苏州的韩世忠谎称归顺赴杭州，张浚担心苗傅等“以伪命易置，乃令世忠偏将张世庆搜绝邮传，凡自杭来者，悉投之水中。” 可见已初步建立了以杭州为中心的新传递体系。绍兴十九年（1149），京西转运使李宏“定邮置程限为摆铺，曰：‘襄阳距行都远，驿书不可滞也。’既而朝廷遣使按行诸路递，独公所部以先办闻”。地方驿递逐渐恢复联网。

南宋长期处于与女真、蒙古的战争状态，军事等信息传递比北宋要求更迅速。但整体情况并未持久。南宋中期的李心传，对当时的驿递通信速度做有概括，表示不满和无奈：

近岁邮置之最速者，莫若金字牌递，凡赦书及军机要务则用之，仍自内侍省遣拨，自行在至成都率十八日而至，盖日行四百余里。乾道末，有旨令枢密院置军期急速文字牌，雌黄青字，日行三百五十里。（八年十月十三日指挥。）淳熙二年，尚书省又置紧急文字牌，亦如之。然率与常递混淆，故行移稽缓。绍熙末，赵子直在枢密，乃改作黑漆红字牌，奏委逐路提举官催督，岁终校其迟速最甚，以议赏罚。（四年十月二日指挥。）明年，尚书省亦踵行之，仍命逐州通判具出入界日时状申省。（五年五月二十三日指挥。）久之，稽缓复如故。余在成都，见制帅杨端明有命召，以丁卯岁十一月二十九日降旨，而戊辰正月末旬方被受，是日行才百余里耳。绍熙末，丘宗卿为蜀帅，始创摆铺，以健步四十人为之，岁增给钱八千余缗，月以初三、十八两遣平安报至行在，率一月而达。蜀去朝廷远，始时四川事，朝廷多不尽知，自创摆递以来，蜀中动息，靡所不闻。凡宗卿劾疏中所言，皆摆递之报也。自后私书丛委，每递至百数，由是往来稍踰期，自成都而东，犹不过月，自行在而西，或三十五、六日云。

宋高宗时，通信最快不过日行400余里，但未见实例，仍属设计速度。按“自成都至行在凡四千二百余里”， 用时18天，日均约234里而已。按陈希丰考证，成都与临安间的距离约为4900至5100里左右，并指出绍兴和议前夕，四川与朝廷间文书传递已降至20天左右，到高孝之际的辛巳之役期间，蜀口军报更是普遍在20天以内——最快十四、五日便可到达临安。倘以5000里计，18天日行约为 278里，远远达不到设计速度。所言蜀口在陕西西南一带，与成都不在一个地区，也不详具体里数，并无法比较。

南宋屡次调整、更新传递系统，但效果每况愈下，乾道末令枢密院置军期急速文字牌——雌黄青字，设计速度仅仅只是日行350里，与北宋相比属于绝对的倒退。而宋宁宗丁卯岁即开禧三年（1207）十一月二十九日的圣旨，至戊辰岁即嘉定元年（1208）正月末旬才到达，经历将近2个月，日行仅达百余里，效率复呈下降态势。淳熙十二年（1185）枢密院言：“诸路传送递角自有程限，昨发‘文’字号省扎至江陵副都统，依条合破十日，却四十六日方到”， 延时36天。至于法律规定的最快诏令赦书，据曾任江东路提举马递铺点检斥堠的程大昌言：“今赦书虽有日行五百里之文，实不及数”， 徒成文具而已。

毕竟处于战争状态，重要关头和重点热线，通信体系在官方强力建设下，一度呈现出应有的机敏。如宋蒙战争中，都城杭州至潭州（今湖南长沙）最快的速度是8天。宝祐年间李曾伯向皇帝报告：“今月十三日戌时，承十一月五日已时臣子聪恭传圣旨宣谕”， 十一月五日巳时（9～11点）从临安发出，十三日戌时（19～21点）在潭州收到，历时8天5时辰（10小时），以8天半计，两地距离约2700里，日均约318里，这是所见南宋最快的通信速度。其他数据，据黄宽重对《可斋杂稿》所载宋理宗朝临安与潭州间文书传递状况所作的统计，有2次10天，2次13天， 以10天计为日行270里。同时的蒙古入侵广西战争中，都城杭州与静江府（今广西桂林）的通信速度，据黄宽重的研究，有4次为15天，3次为16天，3次为17天。按曹家齐的推算，临安距静江3300里， 以16天计日均约206里；按陈希丰的考证，临安与潭州距离约2700里，潭州与静江相距约1200里， 则临安至静江3900里，以16天计日均约244里。陈希丰认为，“日行二百至三百里应是南宋军期要切文书传递速度较为普遍的水平，且与北宋时期相差不大。” 其结论基本符合实际，需要强调的是，整体上看南宋慢于北宋，设计速度南宋明显低于北宋，以及计算出的最快速度南宋始终不及北宋。

五 南宋官方通信系统的面上逆转

就总体趋势而言，南宋官方通信系统时呈退化症状。

早在乾道年间，兵部侍郎王炎就指责：“邮传之乖违，无甚于近时。” 有的地方驿递形同虚设。即便是军事行动频繁的边防地区，绍兴十二年（1142）有臣僚披露：“湖北、京西州县据上流之势，与虏为邻，访闻两路往往并无递铺，纵使有之，不过茅檐三四间，人兵一二人，亦无请给济赡。遇有文移，追集乡夫传送，皆是前期闭之幽室，无异囚系。每一铺差夫十余人，十日一替，口食各令自备，道途往返动至逾月，抛废农务，远迩骚然。不惟百姓无复归业之期，而猝有警报，责之此属，岂不违滞误事？”更有甚者，“襄、郢之间，每铺止有三二人，或妇人传送去处。” 其倒退荒唐，一是递铺缺失，偶尔存者也是简陋员少，没有薪水；二是回到五代以民为役的制度，而且显然是形同囚犯的强制奴役性质，且需自备口粮，连奴隶也不如；三是居然有妇女承担传递业务。有的地方驿站“递筒委积，担负而行”， 无车无马，靠人力挑担传递信息，比人走路还慢，谈何速度？

李心传所言绍熙末枢密院院推出的黑漆红字牌，并没有介绍效率如何。数年后的庆元年间，陕西沔州（今陕西略阳）因在边防地区，离杭州遥远，请求朝廷“给降黑漆红字牌付下，专一递发急切文字。”宰执谢深甫向皇帝请示道：“沔州常时递铺五十日方到，惟是密院黑牌，日行三百里。沔州约有五千里，今欲给牌三面，不过十七八日可到。”宋宁宗说：“若给黑牌，有雕字，边报不至迟滞。” 常时传递日行100里，黑漆红字牌设计速度是日行300里，比宋孝宗时雌黄青字牌设计速度日行350里又减少了50里。庆元四年（1198），京西安抚司报告，“襄阳去行在约三千里，邮传不容分毫漏泄、顷刻濡滞。今省递承传文字，朝廷加旗批凿紧急，而考之程限，动经三十余日，不问紧慢，例皆稽迟，开拆作过，委无忌惮。” 实际平均日行仍不足百里。

彭龟年于绍熙元年（1190）奉命到边界迎接金国使节，因文件传递速度太慢延误，造成尴尬的外交事件：“九月八日，忽报旴眙奏，使人欲初十日过界，即乞陛辞出门。及至盱眙，则知使人在境已十三日矣。问之盱眙，则初三日得泗州牒报，即时入粉牌递申朝廷。粉牌递日行三百五十里，合以三日至进奏院，今乃用六日，是违滞三日也。据本军申，近日诸递违滞，不特此尔。登极赦至本军迟两日十一时，金字牌至本军迟三日一时，夫二者期限，比寻常文书最急者也。……赦书字牌尚且违之，则他可知矣。” 所谓日行350里的粉牌递，与雌黄青字牌相同。原本按旴眙（今江苏旴眙）提供的时间提前两天奔赴旴眙，但到了以后发现金使早在13天前就已经到了。旴眙有关方面解释说，他们初三日得到消息，随即用日行350里的粉牌递报送朝廷，应当3天到达，不知为何用了6天时间。进一步的调查发现，连最高优先级别的宋光宗登基赦书，到旴眙军尚晚了2天11时辰，金字牌也晚了3天1时辰，遑论其它文书呢？

四川与杭州的通信是南宋距离最长的热线，宋理宗端平年间，四川籍官员吴昌裔上《论救蜀四事疏》，其中之一云：

邮传军中之耳目也。蜀远万里，叫呼难闻，全藉置邮以通气脉。故吴玠之宣抚川陕，置军期递，凡有警报，不过十八日可闻于朝廷。丘崇之制置成都，创摆铺递，凡有奏请，不过三十五日可彻于都下。所以军情达而民隐伸。壅蔽通而报应速也。近年以来，旧规紊废。军中之递不以报边警，而但为交贿之驿；川中之递不以通脉络，而徒为寄书之邮。甚至以游士为承受，以干仆为通进。事势稍急则曲为覆护，而不使众闻；私书未办则动多稽留，而不以时发。不知军事呼吸之间，有凶有危，朝廷应报之际，宜速宜急，岂可以军中之耳目而徇人情之私计哉！然此特在外之邮传然也，御前金牌向者半月到川，今则往往几月而不至夔门；密院雌黄牌向者两旬至蜀，今则往往三月而不达诸郡。差除之所以壅滞，应报之所以稽迟，科降之所以愆期，功赏之所以沮难，上下痞隔而日月淹延皆，气脉之不通然也。

绍兴初四川情报18天可以到达杭州，60年后的绍熙末摆铺延长至35天，时长两倍于绍兴年间还多，至南宋后期竟然主要用于营私。最快速的御前金牌由原来的15天到达四川，后来将近一个月还没到长江三峡的西大门夔门；枢密院雌黄牌由原来的20天到四川，后来常常拖延为三个多月。以至于开禧三年（1207）吴曦叛变称王两个多月后，朝廷才得以闻知。信息严重滞后，势必造成地方失控，鞭长莫及。

至于内地与中央的日常联系速度，更是缓慢。如隆兴二年（1164），权发遣昌化军李康臣言：“海南琼州、万安、吉阳、昌化军四州军之地，邈在海外，去朝廷为至远，趣静江府亦不啻千余里，朝廷有一命令，帅臣、监司有一行移，动辄经年，少则半载。虽云道远，亦由递铺之弊。” 如此速度，严重影响行政、司法效率，也很难实现全国一盘棋，跟不上朝廷步伐。

庆元三年（1197），浙西提刑曾㮚指出：“置邮传令，古人重之，今之递铺，反为虚设。衣粮不时支，缺员不时补，甚至屋宇破坏，不芘风雨，衣食窘迫，私役之人。遂使僻州远县，有号令而不知，文书往来，虽遗失而不问。平居且然，缓急何赖？” 从这些言论可以感知到南宋驿传体系如同褴褛衣衫，平时多形同虚设，不绝如线，勉强维系着中央与地方的联系。

南宋通信速度的倒退，除了政治、军政管理问题外，另有其无奈之处，即受到自然环境的两大重要因素制约。一是南方多雨多水，逢雨难行，雨停则道路泥泞不便行走，所谓“泽国多逢雨，闲人不计程”。二是驿传的主要交通工具是马匹，而宋代由于失去西北广大牧区，历来缺乏良马，南宋东南地区因气候水土等原因，养马很少，质量更差， 军马主要靠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所产，无论质量还是数量都不能与西北地区和北宋相比。从设计速度降低可知，南宋政府认识到了环境限制。

尾论

关于宋代与历史上的通信速度，宋人颇有议论。熟悉南宋驿传的程大昌指出：“赵充国在金城奏边事，以六月戊申上，七月甲寅得玺书报，从所奏。案金城距长安一千五百里，七日之间，一往一返，中间又须付朝臣奏拟，略计其奏，一日盖行五百余里也。今赦书虽有日行五百里之文，实不及数，汉法之于边事，必加重于他事也哉。” 同时的洪迈也言：“赵充国在金城，上书言先零、䍐羌事，六月戊申奏，七月甲寅玺书报从其计。案，金城至长安一千四百五十里，往反倍之。中间更下公卿议臣，而自上书至得报，首尾才七日。唐开元十年八月己卯夜，权楚璧等作乱，时明皇幸洛阳，相去八百余里。壬午遣河南尹王怡如京师按问、宣慰，首尾才三日。置邮传命，既如此其速，而廷臣共议，盖亦未尝淹久，后世所不及也。” 他们不约而同，都比较出宋代通信速度不如汉唐快。但必须认识到，不同朝代的里长度不同。按闻人军的计算， 西汉一里约合419.40米，宋代一里约合560米，那么汉代的1500里，合629.1公里，合宋代1123里。按蓝勇的认可，西汉的一里相当于417.53米，唐宋的一里为531米， 那么汉代的1500里，合625.5公里，合宋代1180里。汉代往返3000里用时7天，扣除朝廷商议决策等1天为6天，正是平均日行500里，约合209公里。而宋代的500里约为280或265.5公里，二者不可同日而语，宋代的500里比汉代长70或56.5公里，等于汉代的600多里。至于洪迈所言唐代西京至东都（今陕西西安、河南洛阳）的“八百余里”，实为唐代东都河南府“在西京之东八百五十里”， 宋代记载为雍州（今陕西西安）“东至西京八百五十里。” 完全相同。己卯夜事变，次日庚辰才能报告，第三天为壬午。三天时间来回1700里，日行567里，扣除朝廷商议对策半天，实际日行680里。但这个速度可能性不大。问题在于，史实是作乱的次日黎明即发生反转。《资治通鉴》记载：“比晓，屯营兵自溃，斩楚璧等，传首东都。……壬午，遣河南尹王怡如京师，按问宣慰。” 《旧唐书》记载为：“构逆伏诛，制河南尹王怡驰传往长安穷其枝党。” 壬午记载的主语是省略的皇帝，动词是“遣”“制”，也即是皇帝派遣王怡去长安，而不是王怡已经到达长安。因为叛乱已于次日凌晨自行熄灭，只是派他去搜罗余党和安抚民众，事态并不紧急。总的来说，汉唐的通信速度，至少在理论上并没有超过宋朝。之所以出现这些舆论，一是没有顾及历史上里长的计量差异，二是表达对南宋通信速度的不满。

本文认为以下五个问题值得注意。其一，宋代设计的通信理论速度，始终未能在现实体系中实现。也即从未严格执行规定但不以为非、习以为常，这就纵容了以后标准的下降，致使弊病百出。汉代里短，日行500里能达标，但机械地搬到里长的宋代就无法做到。其二，通信速度宋初最快，以后虽制度不断复杂化，但效率没有提升，至北宋末明显下降。其三，南宋长期处于战时状态，官方通信重建后没有与时俱进，只是在局部地区、关键时期接近北宋速度，大部却发生逆转。其四，驿递具有显著的链条性，一个驿站环节失误，便导致万里全线迟滞或不通，也即易滞难畅，维护艰辛。其五，作为官府“血脉之枢要”， 通信系统反映着朝廷政令运转效率和国运。如南宋官员彭龟年强调指出：“邮传天下之脉络也，人之脉络壅滞，则必病，国之脉络壅滞，则必危。故天下邮传不可使壅，而边防为尤甚。” 驿递脉象日渐壅滞，反映的是朝廷六腑的疾病。南宋末年，朝廷还力图“督责邮递稽滞”， 但积重难返，回天无力，与朝廷共亡。

总之，宋代的驿传与前代不同，性质上属于厢军系统，是军事行为。必须承认的是两个基本事实，一是对于驿传朝廷非常重视，有专官、兼官多方管理，多有规章法律，屡屡变革；二是尽管如此，但就速度而言仍然每况愈下，奇怪的是，速度最快的三个事例都是宋初，当时并没有速度等级制度，自真宗朝设“急脚递” 后，速度却从未赶上以前。宋朝官方通信的时间管理，并不成功。

我们还可以从新的角度考虑两个问题。一是就日常行政而言，官方通信速度缓慢，势必直接造成地方政府行政效率低下，或者官民早已适应了这种慢节奏。二是偏远的地方信息缓慢，遇到紧急事务只能便宜行事，朝廷不得不给与地方官更多的自主权，在加强中央集权的同时使“便宜行事”普遍化。就一个朝代来说，官方通信断断续续、快快慢慢或是常态，地方早已具有自愈、自理功能，而朝廷因天高皇帝远也不妨无为而治，这可能就是历史伦理和逻辑。毕竟，大多数地区在大多数时期，适宜于慢节奏的农耕时代常态。改变历史的快速是非常态，却起着关键作用，从而引领社会节奏逐步加快。在平常的慢中寻找非常的快，其实就是追寻历史进程。

注释从略，完整版请参考原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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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宋史研究资讯一

邮箱：txq1627@126.com

河北各地开展2023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电信日活动

为守好网络安全防线，更好为人民美好生活护航，9月13日，河北各地开展2023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电信日主题活动（以下简称“电信日活动”），切实增强群众网络安全意识，提升网络安全防护技能，共筑网络安全防线。

石家庄市

9月12日，石家庄市移动、联通、电信、广电公司认真组织开展电信日活动，各大营业厅通过设宣传服务台、发宣传折页等方式为办理业务的客户讲解网络安全知识，各营业网点滚动播放网络安全宣传标语及防范电信诈骗的短片视频，针对不同人群开展“一对一”帮助，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什么是信息诈骗、诈骗手段有哪些、如何防范等知识。

石家庄市开展2023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电信日主题活动

石家庄市开展2023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电信日主题活动

秦皇岛市

9月13日，秦皇岛市开展电信日活动，各运营商向全市用户发送网络安全公益短信70万余条，利用营业厅LED屏滚动播出网络安全宣传标语2000余次，发放网络安全宣传材料4000余份。全市106个营业厅设立了“反电信诈骗服务岗”，向群众讲授使用“国家反诈中心”APP、防范电信诈骗等相关知识。

秦皇岛市开展2023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电信日主题活动

秦皇岛市开展2023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电信日主题活动

秦皇岛市开展2023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电信日主题活动

工作人员还向群众普及网络安全法律法规，讲解上网需要注意的网络安全事项，引导群众文明上网、安全上网，进一步增强群众的网络安全防范意识和网络安全防护技能。

唐山市

9月13日，唐山市委网信办、市通信发展管理办公室联合电信、移动、联通三家公司广泛开展网络安全宣传活动。工作人员通过在营业厅、社区、广场摆放宣传展板、悬挂横幅、张贴海报、发放宣传折页、面对面交流等方式，向周边群众宣传普及保护个人信息、防范电信诈骗等网络安全知识。

唐山市开展2023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电信日主题活动

唐山市开展2023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电信日主题活动

廊坊市

9月13日，由廊坊市委网信办、市通信管理办公室联合举办的电信日活动在全市范围内广泛开展。活动中，主办单位组织移动、联通、电信等运营商企业通过发送网络安全公益短信、投放微信朋友圈广告及手机视频彩铃等方式开展线上宣传，通过营业厅网点张贴宣传海报、播放反诈宣传视频、发放宣传折页、工作人员现场讲解等方式开展阵地宣传。依托校园开学季，运营商深入各高校设立网络安全宣传站，针对大学生群体开展网络安全知识宣传，预防电信网络诈骗，提升群众网络安全意识与防护技能。全市共有184家营业厅网点参与宣传活动，累计发送网络安全公益短信320万余条，发放宣传折页3万余张，播放反诈宣传视频约1500小时。

廊坊市开展2023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电信日主题活动

廊坊市开展2023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电信日主题活动

廊坊市开展2023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电信日主题活动

保定市

保定市委网信办、市通信发展管理办公室紧紧围绕“网络安全为人民，网络安全靠人民”这一主题，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等方式，多渠道、多形式、多载体深入开展特色主题宣传活动。

保定市开展2023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电信日主题活动

活动当天，保定市各基础电信企业积极行动，利用移动通信资源优势，先后向全市手机用户推送网络安全公益短信500万次。同时，线上开设网络安全宣传专栏，线下布置宣传展台、发放宣传资料、解答群众疑问，现场群众踊跃参与，取得了良好的宣传效果。

保定市开展2023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电信日主题活动

沧州市

9月13日，沧州通信发展办公室组织各电信企业开展“网络安全为人民，网络安全靠人民”为主题的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。活动当天，各电信企业通过开展培训讲座、发放网络安全宣传单和宣传手册、播放宣传视频、制发宣传短信等方式，针对社会公众关注的热点问题，向居民群众普及电信领域的网络安全相关法律法规，进一步提高居民网络安全意识。

沧州市开展2023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电信日主题活动

沧州市开展2023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电信日主题活动

衡水市

9月13日，衡水市委网信办举办“冀信2023”衡水市网络安全技能竞赛决赛，共有能源、金融、电信、教育等各行业领域18支队伍参加，现场采用AWD攻防模式，目的是以赛促学、以赛促训、以赛促防，着力提升全市网络安全防护水平。此外，域内各电信运营商通过张贴宣传海报、设立展板、发送公益短信、营业厅发放宣传品等多种形式开展网络安全主题宣传活动，营造浓厚氛围。

衡水市开展2023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电信日主题活动

衡水市开展2023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电信日主题活动

衡水市开展2023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电信日主题活动

邢台市

9月13日，邢台市委网信办联合市通信发展管理办公室，组织三大运营商开展电信日活动。各大运营商向邢台全市用户发送了网络安全公益短信，在各大营业厅网点、街头、社区开展主题宣传，现场发放网络安全宣传页、个人信息保密手册等宣传资料，向群众宣传普及网络安全知识，讲解电信网络诈骗等常见问题和防护措施。

邢台市开展2023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电信日主题活动

邯郸市

9月13日，邯郸市委网信办、市通信发展管理办公室组织移动、联通、电信等3家运营商在全市范围内开展电信日活动，60余家营业厅设置网络安全咨询台、布置宣传展板、发放宣传折页，向广大群众普及网络安全知识和防护技能。活动期间，共发放网络安全宣传折页1万余册，推送网络安全公益短信1017万条。

邯郸市开展2023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电信日主题活动

邯郸市开展2023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电信日主题活动

辛集市

9月13日，辛集市移动、联通、电信、广电网络通过摆放宣传展板、发放宣传资料向群众宣传网络安全知识和电信诈骗的种类、惯用伎俩及防范常识，同时提醒群众不要随便点开陌生号码发送的短信链接，以防私人信息泄露，增强防范电信诈骗的意识，保护财产安全。

辛集市开展2023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电信日主题活动

辛集市开展2023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电信日主题活动

定州市

9月13日，定州市委网信办、市通信办组织协调运营商开展电信日活动，广泛宣传普及防范电信诈骗等安全知识。各营业厅通过发放彩页、滚动播放宣传标语等方式，积极营造浓厚的网络安全宣传氛围，同时向群众介绍常见的电信网络诈骗类型和手段，“手把手”教授防范电信诈骗的技巧和方法，提升个人信息保护意识，切实增强群众应对网络安全风险的意识和能力。

定州市开展2023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电信日主题活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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